1.  行刑一体化对刑法的影响

行刑一体化对刑法适用主要产生以下三个影响：第一，刑事不法对行政法内容的依赖性；第二，刑法传统归责方式的松懈；第三，刑法的防卫前线从结果向行为前移。

（1）刑事不法对行政法内容的依赖性

在当今，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复杂化、网络化，刑法规制的行为范围已经从自然犯（即本体的恶）扩大到了法定犯（即法律禁止的恶）。一个法定犯的时代已经到来^[1]，如今，法定犯在我国刑法典中的占比已高达85%。

法定犯普遍化的立法模式，对现代刑法产生了两个主要冲击。^[2]

第一，刑法规制范围的扩张。法定犯的设立乃是为了契合国家行政的需要，而国家行政渗透在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法定犯普遍化将导致刑法的规制范围的扩大。

第二，刑法规范的行政性标准化。法定犯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构成要件中包含了对其他行政法律的违反。例如，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中，就包括“违反国家规定”这一构成要件。根据刑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国家规定还涵盖了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这一范围显然超出了刑法本身，使得刑法规范的构成要件中包含了行政性标准。

法定犯的普遍化，导致刑法与行政法规制行为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构成法定犯、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之一，往往是违反了有关行政性法律法规；而违反了行政性法律法规，往往还会给行为人带来行政责任。这就意味着，对于某一行为，可能同时受到刑法和行政法的规制。这一特征也在我国诸多行政立法中得以体现。例如，《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表述几乎出现在了所有的单行行政法律法规之中。

（2）刑法传统归责方式的松懈

传统的刑法归责方式强调“主客观相统一”，即行为人既要符合刑法分则条文明确规定的客观构成要件，还要符合主观构成要件（故意、过失以及部分犯罪中的目的）。

但是，当涉及到法定犯时，在主观要素的判断上便产生了一定的模糊。刑法中对部分法定犯的法条表述，难以确认其到底应当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而通过文义解释、学理解释等方式既可以解释出故意的主观要素，又可以解释出过失的主观要素，因此，这对传统的刑法归责方式提出了挑战。

例如，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污染环境罪对构成要件的表述是“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学界对本罪的罪过形式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一直存在争议。主张故意说的学者认为，本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应当是行为人对本罪的罪行明知，且存在对严重污染环境结果的希望或者放任；如果仅仅是出于过失，则不构成本罪。但同时，“通说固执认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还是过失”。^[3]

由于罪过形式难以确认，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采取模糊处理，即无论行为人主观上出于故意还是过失，或者故意和过失并存时，在现行刑法下，法院一律认定为污染环境罪。因此，为了解决实践中用同一个罪名既规制故意犯罪，又规制过失犯罪的需要，有学者提出了“模糊罪过说”，也即“至少过失说”。该说认为，无论对某一罪名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只要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犯罪结果具有可预见性，就满足本罪的主观要件。污染环境罪就是适用模糊罪过说的最典型罪名。^[4]

在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犯中，存在大量的符合模糊罪过说适用条件的罪名，而在司法实践中也常常采取相应的模糊处理方法。因此，随着法定犯时代的到来，刑法传统上“故意-过失”二元罪过判断模式将不断受到挑战，不少罪名将采取模糊罪过的方式，相较于传统的归责方式产生松懈。

（3）刑法的防卫前线从结果向行为前移

传统的自然犯视角下，刑法往往需待实害结果出现，才会予以规制，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社会风险的不断增加，刑法逐渐开始处罚有一定抽象危险的行为本身，行为本身即为不法。

随着法定犯时代的到来，刑法立法扩张、法益保护前移现象在全球各国均有明显体现。从1979年以来，我国刑法的抽象危险犯从53个增加到如今的155个，而增加抽象危险犯以控制风险，是刑法修正案的特点之一。从刑法分则的结构上来看，抽象危险犯主要集中在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也就是说，抽象危险犯主要都是法定犯。^[5]

抽象危险犯往往也以违反行政法律法规为前提。但是，导致抽象危险的行为本身何时构成刑事犯罪，何时仅构成行政违法，则存在较大的模糊。对于众多的抽象危险犯，由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而反映出行刑一体化的问题。^[6]

2.  行刑一体化与刑事合规的关系

一般而言，合规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合规风险的发生，而所谓“合规风险”，通常是指“企业因未能遵循法律法规、监管要求、规则、自律性组织制定的有关准则以及适用于企业自身业务的行为准则，而可能遭受法律处罚、监管处罚、重大财务损失或声誉损失的风险”^[7]。产生刑事合规风险的前提则是企业违反了刑法有关规定，有构成单位犯罪的风险。从刑事合规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其基本上也都是围绕着“反商业贿赂”这一典型的法定犯而展开的。刑事合规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正是因为1977年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颁布以及美国在全球范围对反商业贿赂的推动。目前，除了反商业贿赂外，反洗钱、反垄断、数据保护、反金融欺诈等领域，都成为了企业合规工作开展的重点。^[8]但是，无论这一范围如何扩大，单位犯罪基本上均为法定犯，因而刑事合规的行为对象也都是法定犯。

从行刑一体化视角来说，刑事合规正是需要规制企业行为，禁止从事有刑法抽象危险的行为，阻断刑事不法，避免过错推定。

一方面，行刑一体化导致刑法中抽象危险犯的增加，从而使得单纯的行为不法也构成犯罪。这时，企业的合规控制也应当从结果前移到行为，不仅要避免违法结果的发生，更要注意经营中商业行为的合法性，避免产生刑法禁止的抽象危险。

另一方面，在过错认定上，随着模糊罪过的兴起，传统的“过失抗辩”——认可行为符合某故意犯罪的构成要件，但主张主观上是过失而非故意，从而达到无罪的效果——往往无法发挥作用。这时，企业刑事合规的方向就应当转为避免过错推定，从而避免模糊罪过为企业带来的合规风险。

1.  企业刑事合规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

因为政府监管资源相对有限，因此在公共管理领域产生了以政府、经济组织、非政府组织、个人等多主体参与为特点的社会治理范式。^[9]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促进市场主体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企业参与社会治理，主动承担合规经营责任。^[10]

一方面，企业是社会中重要的经济主体，其合规经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稳定、繁荣发展，企业刑事犯罪系社会治理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运行结构和企业犯罪行为的复杂性，对企业的规制需要投入大量的政府资源，而企业自主承担合规经营的社会责任能够将政府的外部治理成本转移至企业内部，并基于企业的信息优势和合规动力取得更好的社会治理效果。^[11]因此，企业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企业刑事合规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

2. 民营企业刑事合规的辐射效应

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多、犯罪风险高，具有脆弱性与水漾效应^[12]。

a) 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占我国企业总数量的90%以上，^[13]绝大多数的企业家犯罪为民营企业家。^[14]民营企业相较于拥有雄厚资金与国家背书的国有企业，一般体量较小、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为获取业务、资质或降低成本等更易实施腐败贿赂等违法行为。

b）民营企业具有脆弱性，其倒闭具有水漾效应^[15]。大部分民营企业因缺少资金和政府扶持，抗风险能力较差，一旦涉嫌犯罪，其资金和正常经营都将受到很大影响甚至破产倒闭。^[16]因其与各种主体存在经济联系，经营失败会对投资人、员工和当地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对民营企业实行严管厚爱，助力企业发展。处理民营企业犯罪案件时，司法机关通过适用合规不起诉、判处缓刑再结合合规整改措施，避免一刀切地对企业定罪处罚，能够帮助企业持续经营，避免水漾效应，最大限度地实现打击犯罪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严管厚爱”的司法理念彰显了我国通过刑事合规制度保护民营企业，守护经济发展的司法政策。

动员民营企业主动合规，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相对于政府直接管控的国有企业，政府难以触及民营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刑事合规制度为涉罪民营企业提供司法奖励，激励民营企业积极检视刑事合规风险及建立刑事合规计划，反向促进民营企业提升企业治理水平。试点阶段，检察机关通过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提出合规整改相关检察意见，帮助企业主动发现、评估和解决经营中的刑事风险，实际起到引导民营企业自查自纠、守法经营，协助相关企业家、员工树立合规意识的作用。

如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非公有制经济保驾护航，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服务保障企业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检察政策指引，采取了诸多有针对性的举措，如十九大以前相继于2016年2月19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17]、2017年1月6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18]、2017年12月12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营造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的通知》^[19]。而自十九大报告中着重强调“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并开始将“打造良好营商环境”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目标以来，企业合规就持续受到高度重视。2018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各部委相继发布《司法部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20]、《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21]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2019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首批4个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22]上述文件与典型案例共同构成了对于企业权益的司法保护体系和企业合规的制度配套措施。

随着配套制度的完善与相关研究的深入，考虑到实体法意义上的事前企业合规不能完全避免和预防单位犯罪，从“起诉便宜主义”“恢复性司法”“协商性司法”的角度出发，参考了在美国被率先适用、并已被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巴西等国家普遍效仿^[23]的企业缓起诉制度，程序法意义上的企业合规（即起亡羊补牢之效果，将合规作为对涉嫌犯罪的企业予以宽大处理的依据，对符合前置要求的企业不起诉或在企业达成一定条件时不起诉）成为另一种具有实施价值的方案。

1.  建立奖惩机制，激励企业主动配合

美国在刑事合规领域的立法、司法与执法走在世界前列。以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案》（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为例，美国FCPA的两大执法部门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简称“DOJ”）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在投入有限人力物力的情况下，通过机制设计，实现广泛的威慑力与社会效应。我国的刑事合规制度建设可参考借鉴其成功经验。

DOJ在进行FCPA执法时，会参考《美国量刑指南》（U.S. Sentencing Guidelines），企业亦可自行参照，预判DOJ可能作出的罚金范围。DOJ与SEC明确相应的奖励机制，鼓励企业主动开展内部调查、提交报告及证据；对不配合调查的企业予以重罚并追究高管的刑事责任。从公布的执法案件来看，许多企业主动进行内部调查，并向美国政府提交内部调查结果及证据，以获得合作奖励并减免处罚。

明确合作机制使得企业主动承担案件调查、取证的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实现事半功倍的执法效果。一方面，明确配合与否对应的奖惩措施，可以避免企业假借配合名义，实施隐匿、毁灭证据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企业更容易收集企业内部的相关证据，通过奖励措施激励企业自行收集证据，节约司法资源，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从目前我国刑事合规试点案例来看，仅就企业配合合规整改予以肯定，暂未涉及任何惩罚机制。

2.  处罚措施多样化，防范再犯为目的

就单位犯罪行为，我国更重视追究单位中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对单位本身的处罚措施主要为判处罚金，形式单一，且罚金数额通常并不太高，影响对企业的威慑效果。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达到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250万元”）为例，企业的法定刑为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24]实践中，企业多被判处数十万元罚金。

传统刑事犯罪中定罪量刑之后，并不要求企业进行合规整改。而刑事合规试点类似FCPA的规则，尝试通过多样化的处罚措施，打击企业犯罪。除定罪量刑之外，可以引入律师等第三方协助涉罪企业建立有效的合规体系，着眼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促使企业通过强化合规组织架构、规章制度、内控监督、甚至变更商业模式，以防企业再次犯罪。

3.  辐射型执法，形成合规生态

美国FCPA以其合作机制及详细、明确的量刑标准、奖惩措施来鼓励企业主动调查、主动报告并建立完善的内部合规制度，充分调动了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并形成了“辐射型的执法效应”，辐射范围包括：从涉罪公司辐射到其下属分子公司、合资企业、投资对象、合作伙伴、经销商、供应商等第三方。有良好合规制度并付诸实践的企业能够带动成千上万的第三方公司践行合规制度、形成合规生态圈。^[25]

例如，西门子在遭到FCPA执法后，花数年打造黄金标准的合规制度，聘请数百名员工专职从事合规工作，并对外输出合规制度及实践经验，要求其合作伙伴从事“干净的业务”，进而影响了其成千上万的合作方。借助涉罪企业在行业中的影响力，辐射型执法能够实现“穿透式”监管，凸显要求企业建立合规体系对于建立行业合规文化的意义。

1.  我国传统的企业刑事治理模式

我国传统的企业刑事治理模式一般为事后惩治模式，即在犯罪行为出现后，由司法机关介入对企业进行刑事处罚以达到威慑犯罪、惩罚犯罪的目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但是更多体现的是刑法的报应主义。当在面对非法利益的诱惑以及对刑罚的实现可能性存在疑虑时，刑法作为事后惩治法便难以有效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从实践中也可以看出，近几年虽然国家不断在加大对各行各业的监管强度和犯罪打击力度，但是企业犯罪的趋势并没有因此有所减缓，反而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因此，传统的刑事治理模式的有效性也一直饱受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推进传统刑事治理事后惩治模式的改革便成为必然。

企业刑事合规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企业刑事治理模式，国家不再是单方面地对企业犯罪行为进行规制，司法机关也不仅仅是履行惩治犯罪职能，而是进一步延伸至企业治理，通过引导企业合规管理来对企业本身以及员工行为进行规制，并参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合规风险防范与管控，从而实现刑事风险预防的目的。

2.  企业合规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我国是随着中兴、华为等大企业因企业合规问题遭受制裁的事件发生后，才逐步重视企业合规建设。2018年被称为中国的合规元年，在2018年7月1日，企业合规管理国家标准——《合规管理体系指南》正式实施；同年11月2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从国企开始进行企业合规改革；同年12月26日，中央七部委联合颁发《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明确了政府主导企业合规的合力推动态势。

随着上述合规三大指引的颁布，各地也开始进行合规改革试点工作。自2019年开始，北京、江苏、广东等地国资监管部门先后在监管范围内的国有企业开展合规管理试点工作；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2021年4月，最高检颁布《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的方案》，正式启动第二轮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同年6月3日，最高检发布了四起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这四起典型案件的主体都是民营企业，表明目前我国企业合规建设的主体不仅包括国企，也同样包括民营企业。同日，最高检、司法部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为“《指导意见》”），提出检察院在办理涉企业犯罪案件时，可以引入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完善合规体系建设。最高检的这一改革，本质上是从刑事法的角度促进企业开展合规建设。

3.  企业刑事合规在我国实践中的三种表现形式

（1）诉前合规、诉中合规和诉后合规

根据企业启动合规建设与检察机关对企业起诉的时间次序，可将企业刑事合规分为诉前合规、诉中合规及诉后合规三种。

在推行合规改革试点之前，司法机关主要是通过刑罚对企业进行规制，所以企业刑事合规也基本上都体现为诉后合规，即只有在因涉及犯罪被刑事追诉或者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后，企业才意识到之前经营、管理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合规整改，甚至有的企业即使受到了刑事处罚，也没有悔改之心，出现再次犯罪的情形。随着最高检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可以预见在未来企业诉中合规会越来越普遍，也即在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审查起诉期间，经审查符合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检察机关可以建议企业进行合规整改，以此作为不起诉或者从轻起诉的前提条件。

但无论是诉后合规还是诉中合规，在企业启动刑事合规建设时，都已经涉及了刑事犯罪，都属于“事后合规”的范畴。相反，诉前刑事合规则属于“事前合规”，也称为“事先刑事风险预防”，一般是企业在出现刑事风险之前，便主动建立刑事合规机制，来防范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

（2）企业应重视诉前刑事合规的重要性

虽然现在企业合规越来越备受关注，但从现阶段来看，目前对于大部分民营企业而言，企业刑事合规仍仅局限于诉后合规和诉中合规，难以延伸至诉前合规的范畴。因为对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来说，追求经济利益永远是企业经营的第一目标，企业必须确保其基本的生存后，才能考虑刑事合规相关事项。即使有的企业日常经营不存在问题，但除了大型的知名企业，很少企业愿意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在刑事合规上，也都是要等到被立案调查甚至刑事处罚后才开始整改。所以即便这几年刑事合规看似很“热门”，但真正能做到诉前合规的企业少之又少。

其实对于企业来说，诉前刑事合规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因为企业诉后刑事合规和诉中刑事合规，都更倾向于表现为企业为免除刑事责任或降低刑事处罚的一种手段或方式。特别是企业诉后刑事合规，已是“亡羊补牢，为时晚矣”。即使是诉中刑事合规，企业也是处于被动的状态，需要接受检察院或者第三方独立监管机构的监督、审查和评估，如果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合规整改，那么不仅无法达到终止诉讼程序的效果，而且可能还会对刑事案件的处理产生负面影响。

而诉前刑事合规不同，诉前刑事合规作为企业预防刑事风险的一种治理方式或机制，不仅要求企业以刑事法律为基础，积极履行刑事法律义务，避免受到刑事追诉，促进犯罪预防目标的实现；而且，能够通过刑事合规建设提高企业识别、控制、预防刑事风险的能力，促进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和企业利益最大化，同时还可强化企业预防犯罪的责任感，增强对自身人员和业务中可能出现的犯罪的预防，从而积极分担社会责任，弥补国家预防犯罪力量的不足。^[26]所以，对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而言，应重视诉前刑事合规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建立事先刑事风险预防机制，防止出现无法挽回的后果。

4.  合规不捕、不诉的目的及启动方式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刑事合规需要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合乎刑事法律规范。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企业刑事合规需要国家从刑事法层面对企业合规治理采取一系列的激励机制。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1年4月8日下发的《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中明确，“检察机关对于办理的涉企刑事案件，在依法做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决定或者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轻缓量刑建议等的同时，针对企业涉嫌具体犯罪，结合办案实际，督促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并积极整改落实，促进企业合规守法经营，减少和预防企业犯罪，实现司法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从上述文件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最高检推行的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便是我国现阶段与企业刑事合规相配套的刑事激励机制——合规不批捕、合规不起诉。

（1）合规不捕、不诉的目的

无论是合规不批捕，还是合规不起诉，本质上都是检察触角向社会管理延伸以及检察机关积极转变职能的体现。检察机关以不批捕、不起诉作为激励条件，倒逼企业进行企业合规特别是企业刑事合规整改，从而实现对企业的治理。

在合规不起诉试点之前，对于自然人犯罪，有法定不起诉与酌定不起诉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罪，还存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但是对于企业而言，在审查起诉阶段，却缺乏相应的不起诉制度，由于在起诉阶段未设置与之匹配的犯罪追究终结程序，所以导致企业也缺乏动力去建立、完善刑事合规体系，因此，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改革是必然的，是企业刑事合规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关于合规不批捕、合规不起诉制度的作用，从国家司法的角度，可以节约司法资源，避免检察机关浪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审查相关证据、提起公诉、准备庭审，减轻司法机关的案件压力，同时，也能达到矫治犯罪、减少犯罪行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的目的。另外，从涉案企业的角度，建立长效的合规机制不仅可以实现免除处罚或者从宽处罚的目的，而且也能有效预防二次犯罪。因为传统的刑法规制功能对于企业而言主要体现在事后惩治方面，即针对特定企业犯罪行为进行一次性处罚，处罚后企业之前经营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管理漏洞仍然存在，容易再次发生类似的刑事风险。现在，检察机关通过合规不批捕、合规不起诉制度，对企业合规体系的建立进行监督管控，从管理的全流程、业务的全环节规范企业经营行为，通过对企业失灵的内部管理体系进行合规改造，从源头上全方位防范企业再次发生刑事风险的可能性。

（2）合规不捕、不诉的启动方式

关于合规不批捕、合规不起诉的启动主体，根据2021年6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财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指导意见》，“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涉企犯罪案件过程中，应当将第三方组织合规考察书面报告、涉案企业合规计划、定期书面报告等合规材料，作为依法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起诉或者不起诉以及是否变更强制措施等决定，提出量刑建议或者检察建议、检察意见的重要参考”，结合《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的相关规定，目前我国有权启动合规不批捕、合规不起诉的主体只能是检察机关，这也符合检察机关批捕、公诉的职能。

根据目前的试点情况，企业合规不起诉一般有两种启动方式，一种是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经审查认为涉案企业符合合规不起诉的启动条件，在涉案企业同意的情况下启动合规不起诉；一种是涉案企业有意愿适用该制度的，可以主动提出适用申请，或者是侦查机关在侦查终结后，认为符合启动条件的可以向检察院提出适用建议，但最终是否启动企业合规不起诉仍需经检察院审查决定。

关于启动的时间点，由于一般都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而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可能已对企业采取冻结、扣押、查封等强制措施，而且侦查周期往往都较长，所以很多企业还没等到移送审查起诉，在侦查期间便因为员工离职、负面新闻或者强制侦查手段陷入经营困难，甚至有倒闭破产风险，以至于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有的企业已无法继续进行合规整改。所以，有必要合理提前审查是否对企业适用合规不起诉的时点。对此，陈瑞华教授提出了相关的制度设计建议：一是侦查机关在对企业犯罪进行侦查的过程中，经过初步审查如果发现案件可能符合合规不起诉的，可以将案件直接移送检察机关进一步审查确认，若是符合条件的企业，则推动进行合规整改；二是侦查机关也同检察机关一样在侦查工作中引入企业合规制度，由侦查机关主导对企业进行合规整改。对于其中第一种情形，也有学者从检察监督权力的范围以及其他公权力机关也有责任督促涉案企业加强合规管理、履行社会治理责任等角度提出不同意见。^[27]

1.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发展与现状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在二十世纪初被引入中国，至今已有20年的历史。通说认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由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学者四类人组成的法律职业群体。^[28]近年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被广泛接受，并被官方认可。2020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全国律协座谈会上指出，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要求，是推进全面依法治理、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29]

目前，法律职业共同体意识尚未完全形成，各方合作仍需加强。^[30]当前正处于国家构建法治社会、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而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要求、凝聚社会法治力量集中解决社会转型下各种矛盾、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包括律师、检察官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应当深化在刑事合规等前沿领域热点的合作，共同推进全面依法治理、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  法律职业共同体在刑事合规中的协同路径

法律职业共同体在刑事合规中有广阔的协同场景。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学者都是刑事合规的参与主体。在企业刑事合规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中，律师可能参与的是事前预防、事中辩护、事后合规整改；检察官涉及的是事中的侦查、检察、批准逮捕、公诉，及事后合规整改；法官涉及的是事中的企业定罪量刑；而法学学者进行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为上述三个阶段提供基础。在当前刑事合规阶段，检察官与律师的参与最为广泛与深入，以下将具体围绕二者的协同方式展开论述：

（1）检察官在刑事合规中的角色

检察官不再拘泥于传统职责^[31]，而是自上而下地参与到广泛的企业治理中，从预防犯罪、改造企业的角度，帮助企业识别刑事合规风险、合规制度漏洞，迫使其改造经营模式、商业模式，^[32]并帮助企业就违法行为与商业模式等进行合规整改、消除合规隐患。

就目前司法机关推进的合规改革试点情况^[33]，最高检强调督促涉案企业合规管理，做好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实刑的后续工作，推行 “严管厚爱”的司法理念。^[34]需要注意的是，刑事合规的探索并非降低犯罪行为的追诉标准，而是在综合考虑犯罪情节、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企业的经营状况、纳税及容纳就业情况、企业合规可行性等因素后，转变部分法定犯的追诉方式。

（2）律师在刑事合规中的角色

律师的角色也从事后补救，拓展为参与企业刑事合规的全流程。

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律师在企业合规中的工作涵盖以下方面：合规咨询、合规尽职调查、内部调查、刑事辩护、应对政府执法、构建合规体系、担任独立监督人等。律师可以在容易发生职务犯罪、经济犯罪、金融犯罪、网络安全犯罪等风险的领域，通过选择合规管控节点，集中企业各类资源，结合风险损害后果及发生概率，有的放矢地开展刑事合规工作。例如：律师通过合规尽职调查帮助投资人判断重大风险、反向促进被投公司尽早采取合规补救措施；为企业提供合规体检，帮助企业预知潜在风险、避免形成实质追诉后果等。

当前，律师作为司法机关与企业之间的纽带，通过三方协同机制，为进一步完善刑事合规制度提供有力支撑。2021年6月3日，最高检联合八部门发布《指导意见》，正式确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适用于公司、企业等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涉及的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案件，其中第三方包括律师。^[35]

[1] 参见李运平：《储槐植：要正视法定犯时代的到来》，载《检察日报》2007年6月1日，第3版。

[2] 参见江溯：《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挑战及其应对》，载《政法论丛》2021年第3期，第103-114页。

[3] 参见陈洪兵：《法定犯时代背景下罪过形式的确定》，载《法治研究》2018年第3期，第61-76页。

[4] 参见陈洪兵：《模糊罪过说之提倡——以污染环境罪为切入点》，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第89-100页。

[5] 参见姜涛、柏雪淳：《刑法中抽象危险犯的立法限缩路径研究》，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86-98、159页。

[6] 参见姜涛：《抽象危险犯中刑、行交叉难题的破解——路径转换与立法创新》，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3期，第76-88页。

[7] 参见陈瑞华：《企业合规制度的三个维度——比较法视野下的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3期，第61-77页。

[8] 陈瑞华：《企业合规制度的三个维度——比较法视野下的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3期，第61-77页。

[9] 庞正：《法治社会与社会治理：理论定位与关系厘清》，载《江海学刊》2019年第5期，第158页。

[10] 陈一新：《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载《人民日报》2021年1月22日，第09版。

[11] 孙国祥：《刑事合规的理念、机能和中国的构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2期，第10页。

[12] 陈瑞华：《企业合规视野下的暂缓起诉协议制度》，载《比较法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10-13页。

[13]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参见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国务院公报2018年11月1日，

[14] 2019年至2020年，企业家犯罪共3278次，其中民营企业家犯罪数约占企业家犯罪总数的91.85%，而国有企业家犯罪数的占比为7.14%。参见张远煌：《2019—2020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载搜狐网2021年4月25日, 。

[15] 陈瑞华：《企业合规视野下的暂缓起诉协议制度》，载《比较法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10-13页。

[16] 陶朗逍：《民营企业刑事合规的解构与展望》，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76页。

[17] 高检发〔2016〕2号。

[18] 高检发〔2017〕1号。

[19] 高检发〔2017〕12号。

[20] 国资发法规[2018]106号。

[21] 发改外资[2018]1916号。

[22] 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h/201901/t20190117_405684.shtml.

[23] 陈卫东：《从实体到程序：刑事合规与企业“非罪化”治理》，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2期，第120页。

[24] 根据《刑法》第205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8]226号）第2条，在新的司法解释颁行前，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0号）第3条的执行规定，即虚开的税款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205条规定的“数额较大”；虚开的税款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205条规定的“数额巨大”。

[25] 尹云霞、庄燕君、李晓霞:《企业能动性与反腐败“辐射型执法效应”》，载《交大法学》2016年第2期，第34-35页。

[26] 韩轶：《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防控与建构路径》，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9期。

[27] 刘相文、汤敏志、李雨方等：《合规不起诉制度，开启我国企业合规建设新阶段》

[28] 2001年，学者强世功在《中外法学》发表论文《法律共同体宣言》，提出“法律共同体”（legal community）的概念。2002年，学者张文显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引论》中提出：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由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学者四类人组成的法律职业群体，最具法律职业的典型性，基本上主持着法律的运作和循环，是法治理念和法律精神的主要载体。

[29]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一行到全国律协座谈 司法部部长唐一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载司法部政府网2020年12月25日，http://www.moj.gov.cn/news/content/2020-12/25/bnyw_3262773.html。

[30]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一行到全国律协座谈 司法部部长唐一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载司法部政府网2020年12月25日，http://www.moj.gov.cn/news/content/2020-12/25/bnyw_3262773.html。

[31] 《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八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32] 参见《为什么要建立企业合规制度？检察机关发挥怎样的作用？“三人谈”打开问号》，载搜狐网2021年3月1日，https://www.sohu.com/a/454430743_124609。

[33]2021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了第二期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第二期改革试点扩大至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等十个省（直辖市）。上述省级检察院还可以根据本地情况，自行确定1至2个设区的市级检察院及其所辖基层院作为试点单位。参见《最高检下发工作方案 依法有序推进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纵深发展——第二期改革试点范围扩大至北京、浙江等十个地区》，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2021年4月8日, https://www.spp.gov.cn/spp/gzbg/202103/t20210315_512731.shtml。

[34]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1年工作报告》（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张军 2021年3月8日），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2021年3月15日，。

[35] 《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2021年6月3日，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106/t20210603_520224.shtml。

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企业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检察政策指引，采取了诸多有针对性的举措，如十九大以前相继于2016年2月19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1] 、2017年1月6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2] 、2017年12月12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营造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的通知》^[3] 。自十九大报告中着重强调“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并开始将“打造良好营商环境”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目标以来，企业合规就持续受到高度重视。2018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各部委相继发布《司法部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4] 、《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5] 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2019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首批4个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6] 。上述文件与典型案例共同构成了对于企业权益的司法保护体系和企业合规的制度配套措施。

2020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了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人民检察院作为试点单位，标志着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改革在中国正式拉开帷幕。

与此同时，部分地区检察机关在未被纳入试点的情况下，基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司法保障——检察机关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有关法律政策问题解答》等文件，主动进行刑事合规领域的探索与创新。

2021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方案》^[7]，启动了第二期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第二期改革试点范围较第一期有所扩大，涉及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等十个省（直辖市）。上述省级检察院可根据本地情况，自行确定1至2个设区的市级检察院及其所辖基层院作为试点单位。